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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份2022年人口逆势增长，经济增速第一的江西增加10.58万人******
作者：林小昭
在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的情况下，多个中西部省份却实现了人口增长。
GDP增速第一，江西人口增长10.58万人
这其中，中部省份江西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增长0.23%。全年出生人口32.5万人，同比减少5.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19‰，下降1.15个千分点；死亡人口31.4万人，增加1.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6.94‰，上升0.2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下降1.38个千分点。
对一个省份来说，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即人口净流入)。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去年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按此计算约1.13万人。也就是说，去年江西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麻智辉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西以前外出人口较多。近年来，江西经济增速比较快，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西加大了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的力度，江西承接了较多的大项目、大的产业链。同时，江西这几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在GDP中的占比明显提升。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叠加近几年疫情影响，因此，有不少外出人口回流到家乡创业或就近务工。
数据显示，2022年江西GDP增速达到4.7%，与邻省福建并列全国第一。其中，在外贸方面，2022年，江西外贸总值6713亿元，一举跨过5000亿元、6000亿元两个台阶，较上年增长34.9%；进出口规模居全国第15位，较2021年前进3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西毗邻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就近转移的成本比较低。近年来江西的招商引资力度很大，东南沿海的大量产业转移到江西，近年来江西经济发展非常快。
麻智辉说，江西这几年承接的产业转移非常多，除了地理位置便利外，一方面，江西近年来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其次，近年来江西的交通和物流条件有大幅改善，高铁、高速公路网络日臻完善，物流成本也有很大幅度的降低。再次，江西产业园区的配套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这几年江西对产业链高度重视，推动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了很多起来到江西来发展。
数据显示，去年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高于全国3.5个百分点。江西省统计局局长方向军表示，去年全年江西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3万亿元，增长 23.7%。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锂电、光伏产业集聚效用日益凸显，全年新能源产业实现营业收入4065.1亿元，增长120.3%，占规上工业比重为8.4%，比2021年提高4.2百分点。在宜春时代、国轩高科、吉利动力电池、抚州比亚迪等百亿级投资项目的带动下，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长30.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城镇化的提升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22年江西城镇常住人口2810.5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4.1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1717.46万人，减少23.5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07%，比上年末提高0.61个百分点。
麻智辉说，江西人口增长，跟随着近几年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城市的面貌改善也有关。以前很多人在在沿海地区买房置业，现在有不少人回到江西买房置业、就业。
另一方面，去年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受疫情影响，有部分人返回老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今年这部分人是否返回沿海地区？
在麻智辉看来，去年江西人口的增长，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因为疫情因素从沿海回流，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江西近年来承接产业转移较多，近几年经济增长位居前列，有不少人回家创业或就近就业。
多个中西部省份常住人口增长
江西之外，目前广西、重庆、甘肃3个省份也公布了2022年人口数据。从发布的数据来看，这些省份2022年均实现人口增长。其中，甘肃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21.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47‰；死亡人口21.2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5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4‰。按此计算，去年甘肃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约为-0.1万人，在人口机械增长即新增流入人口约为2.1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区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人口出生率8.51‰，人口死亡率7.08‰，人口自然增长率1.43‰。也就是说，去年广西人口自然增长这块，约为7.2万人。按此计算，去年广西人口机械增长即新增流入人口约为2.8万人。
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98‰；死亡人口2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1‰。按此计算，去年重庆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约为-6.8万。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为新增流入人口7.7万人。
在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的情况下，多个中西部省份逆势增长，一方面有去年沿海疫情影响下，部分外出人口回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产业转移，部分外出人口回流的因素。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彭澎分析，随着近年来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就近就业增多。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沿海闯荡积累了经验，返回老家创业。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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